民间维权团体缺失 政府部门成跨国公司隐形保护伞

眼睛有差别吗？近一段时间，肇始于新加坡的博士伦眼药水事件，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2月下旬，新加坡《海峡时报》引述新加坡卫生部提供的资料称，自去年5月至今年1月间，当地共发现22例市民感染真菌引致角膜炎个案，当中21名患者曾使用博士伦公司生产的ReNu多功能隐形眼镜护理药水，其中3名病情严重的患者需立即进行角膜移植手术，而其他患者的视力也受损严重。新加坡当局已通知博士伦协助调查。这一消息曝光后，博士伦立即发表声明，称已经在新加坡暂时停售该产品，而且，美国总公司也已派出专家赶往当地协助调查。在香港，尽管卫生署提供的数字显示，近期香港的角膜炎个案并没有显著上升，但博士伦公司还是决定在香港、澳门主动暂停出售润明护理液。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国内地。博士伦中国公司仅泛泛表示：不论是进口产品，还是本地生产的产品，我们的所有产品上市前都通过了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产品性能测试，因此中国内地目前不会停售这个品牌的产品。问题是，已有媒体报道说，目前中国销售的润明护理液98%是本地生产，但仍有2%是从美国进口的，并且在全国销售。对这批产品如何处置，博士伦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至此，关于博士伦眼药水事件深层次的追问开始浮出水面。有消费者质疑：在没有明确结论之前，该护理液就有发生角膜炎的可能，在新加坡、中国香港能够“自愿停售”，在中国内地为什么不能呢？2005年，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集体遭遇诚信危机：索尼、雀巢、宝洁、戴尔、奔驰等一向被视为学习典范的公司均榜上有名，有人甚至将2005年称为跨国公司在华的“问题年”。 博士伦眼药水事件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认为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缺乏诚信的最新例证。许多评论对博士伦进行了批评，责言跨国公司应该放弃歧视中国内地消费者的做法，免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为什么跨国公司在经历了100多年西方管理理念的教育之后，在中国的危机处理机制却频频出现“南橘北枳”的现象？是什么纵容了跨国公司的任性胡为？为什么在媒体的口诛笔伐下，这些危机却一次次总能不了了之？ 消费者权利运动有待释放 跨国公司诚信危机频发，首先和两个变化有关：媒体的变化和消费者的变化。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全球化、中国媒体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权利意识的加强等因素，对跨国公司的在华危机处理带来重大挑战。以前中国是相对封闭的，媒体消息来源比较单一。但现在不同了，跨国公司产品不管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出现问题，中国消费者都有可能在第一时间知道。很多新兴媒体跟传统的媒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报道方式，他们在不遗余力地追逐新闻价值。事实上，许多的负面消息，跨国公司也是从媒体上知道的。在丰田、立邦漆、耐克、麦当劳等历次有辱华嫌疑的事件中，最早发现问题并将之公布于世的要么是网络论坛，要么是纸媒体。专家认为，正是它们扮演了社会动员机器的角色，从而引起公众对某些日常事物可能涉及的民族情感问题的注意。当时引发争议的丰田“霸道”“陆地巡洋舰”广告刊登在国内一本名为《汽车之友》的杂志上。该杂志广告部负责人沈克对记者解释说：“要是知道广告有问题，我们怎么还会登出来呢？说实话，我们当初确实没有想到广告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应。现在有人指出这则广告隐含‘辱华’的意味，人家这么一点，我们才觉出来还真有这个意思。”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和社会认知能力的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已经进入了新阶段：他们从关注物质充裕转到注重生活质量。在1990年代，中国民间曾经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假”浪潮：王海等组建的商业维权机构、介于民间和官方之间的保护消费者协会以及一批拥有法律知识的民间个人，通过对电信、铁路等垄断部门甚至政府权力部门的诉讼，将“打假”上升到维护公众知情权的新高度，极大调动了民众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和能动性。经过这一轮消费者维权运动的洗礼，中国消费者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以及集体行动能力也在提高，他们开始有勇气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但同时，中国消费者的维权运动毕竟起步比较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西方国家消费者权利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正受困于消费品短缺，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打击假冒伪劣几乎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西方消费者的权利运动之所以卓有成效，消费者组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48年9月，日本一些深受劣质火柴之害的家庭主妇召开“清除劣质火柴大会”。会后，成立了日本主妇协会，揭开了日本消费者运动的序幕。迄今为止，在日本的消费者运动中，全国性的消费者团体有29个，各种民间性消费者团体近4000个，而且，这些组织斗争的成果不断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承认。再来看中国。目前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只有一家——带有强烈官方色彩的中国消费者协会。由于政府对包括消费者结社在内的各种结社活动持相对保留的态度，消费者要自己组织起来和跨国公司打交道比较困难。这就造成了下面这种情况：消费者有冲动去揭发跨国公司的不当行为，却没有足够的精力与手段和跨国公司抗衡到底。于是，丑闻曝光时人们闹得沸沸扬扬，但往往用不了一个月时间，一切照旧。肯德基、麦当劳里的人并不见少，人们照样对奔驰车青睐有加。于是，人们说，中国媒体和消费者是“健忘”的。 隐性保护机制亟待破除中国没有强大的民间维权团体，并不能完全成为博士伦眼药水再次扎痛中国消费者神经的理由，事实上，外资品牌的违规行为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查处，消费者能否得到赔偿，主要取决于政府。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出政绩，对跨国品牌大开绿灯，即使发现了问题，在政府极求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氛围中，有些问题、甚至违法行为都被有意无意地掩饰了。具体到该事件，事实上，早在去年11月，中国卫生部就明文禁止隐形眼镜护理用品标注全功能、高效、无毒、灭菌或除菌等字样，但目前市场上售卖的博士伦润明护理液，依然标著着“一次完成清除蛋白、杀菌、湿润，全面护理”等字样；再比如，宝洁旗下的碧浪漂渍洗衣粉，包装袋上标明：可以去除99.9%的细菌——这显然违反了《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在产品功能的广告宣传中，不能出现数字说明。除了这些数字广告，还有一些对比广告，也明显违反《广告法》，凡此种种，一些跨国公司何以安之若素？在监管严格的欧美国家，跨国品牌们却老实得多，原因很简单，如果造次，企业不仅仅要立即停止、回收该产品，企业一旦被查明在相关事件中采取了隐瞒或欺诈等手段，更可能要面对巨额的惩罚性罚款。比如，去年8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席检察官对9家著名连锁快餐店和食品制造商提起诉讼，要求法庭强制它们用警告性标签标明其炸薯条、薯片中致癌物丙烯酰胺的含量。这是美国检察机关首次就炸薯条含致癌物问题提出诉讼。在中国，政府会因为肯德基炸鸡含有“苏丹红”而起诉它吗？唯仅如此，由于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一直扮演着行业的监管者和游戏规则制订者的角色，跨国公司早已入乡随俗——在政府公关方面不遗余力：通过邀请政府官员出国访问、学习，进行游说甚至贿赂等方式，与许多政府官员建立了良好关系，他们不仅能做到让政府对他们的违规违法行为不闻不问，甚至开始介入和影响游戏规则制订过程，确保公司按照行业的未来监管方向规划商业战略，获得领先的竞争优势。一种带有中国国情色彩的隐性保护伞像空气一样罩在中国市场的上空。跨国品牌在这种“超国民待遇”的保护伞下，原本良好的负责任的经营行为也走向扭曲。缺少对跨国企业行为的约束机制，没有约束，企业就没有动力去严把质量关。要知道，即便是国际性的大企业，它的好名声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严格约束环境下锤炼出来的。在这一点上，企业行为和个人行为并无不同。 而且，企业诚信的缺失并非跨国公司所独有，国内品牌的表现恐怕更糟糕。当海尔、TCL等一样传出怠慢消费者、店大欺客的问题时，我们又怎能期待跨国公司能独善其身？跨国公司的诚信危机和双重标准，正是我们自己诚信危机和对市场实行双重监管标准之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