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不垮的珠三角？

上世纪80年代，梁君彦(Andrew Leung)将其家族的香港纺织企业迁到了中国南部的广东省，如今，他有充分的理由考虑再次迁址。这位新兴织造厂(Sun Hing Knit)第二代老板列举了他在惠州的工厂面临着的一系列成本压力：劳动力、水电、监管以及汇率等。惠州是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一座城市。梁君彦表示：“从中期来讲，我们可能不得不迁址。” 梁同时还是香港工业总会(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名誉会长和工总立法会代表。但梁君彦估计，到了那时候，他最多会将部分制造业务迁至成本较低的内陆地区，最重要的业务仍将留在珠三角。该地区基础设施状况较好，又邻近供应商和物流提供商，优势仍大于劣势。梁君彦表示：“珠江三角洲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供应链上所需的任何东西都能在这里找到。”他估计，自己企业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能在工厂周围1至1.5小时车程范围之内找到。虽然向内陆、甚至海外迁移，将减轻新兴织造厂的许多成本压力，但这同时也会增加公司的运输费用，并降低其灵活性。由于同样的原因，梁君彦宁愿使用价格较贵的香港葵涌(Kwai Chung)码头，而不用深圳的盐田港。“这是种寻找平衡的行为，”他表示，“显然盐田港要更便宜一些，但时装行业对时间较为敏感。一艘船的延误就会给我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我宁愿多付一点钱从香港发货。”虽然近年来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成本稳步上升，但该地区的许多优势是难以轻易复制的。的确，尽管存在着它即将没落的各种预测，但这个中国南方的出口引擎似乎仍运转顺畅。出口量约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广东省最近宣布，今年头两个月，运往国外的商品价值增长29%，达到346亿美元。同样，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最近在广东对161家公司进行的调查发现，四分之三以上的企业均有钱可赚。上个月，利丰集团(Li & Fung)宣布，该公司已发现不断上升的成本影响到了消费者价格，这是6年多以来的首次，欧美客户要比1年前多支付2%至3%。利丰集团是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采购企业，年收入70亿美元。一个世纪以前，利丰集团在广东省会城市广州创立，目前在家族第三代的管理之下。该集团在逾4个大洲采购品种繁多的产品，仅在中国就设有16家办事处。利丰集团董事总经理冯国纶(William Fung)表示：“我们有点像领头羊，因为（我们活动的）范围非常广泛。”至少在一个行业，市场扭曲一直在推动价格上涨，而这种扭曲应该只是暂时性的。当约束全球纺织品生产的《多种纤维协定》(Multi Fibre Agreement)于2005年1月到期时，订单本应从亚洲、印度洋和非洲一些效率较低的生产基地流向中国。起初发生的一幕的确如此，大量的廉价中国服装如潮水般涌入美国和欧盟(EU)。但随即，美国贸易代表罗布•波特曼(Rob Portman)和欧盟贸易专员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就行使了他们的权利——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协议所规定。他们运用“保护性”配额，单方面限制了“不断飙升的”中国服装出口。重新设置的配额通过拍卖进行分配，一些制造商高价购入配额，用来生产价值更高的服装。利丰集团旗下贸易子公司总裁布鲁斯•罗克威兹(Bruce Rockowitz)称：“中国不再是成本最低的地方。”由于保护性措施和配额制度，在利丰去年的服装贸易总量中，仅有相对较低的25%购自中国。该地区的高管人士表示，对工资和以石油为基础原材料构成影响的其它成本压力，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不过仍可以应付。冯国纶在谈到该地区报道频繁的人力短缺问题时表示，“这并不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是工资短缺。”他还表示，该地区拥有大量的工人，但前提条件是价格必须合适。医疗产品制造商Fortunique的经验似乎印证了上述观点。该公司在广州南部雇佣着1000名工人。该公司工人的平均月薪为1000元人民币，较当地最低工资水平高出一倍以上。公司创始人查尔斯•哈布斯(Charles Hubbs)称： “我们给的工资一直高于市场水平，因此员工流动率相当低。”他补充称，该公司员工每年流动率仅约5%，一些工人为公司工作了13年之久。“其它那些试图每月只给500、600或者700元人民币的工厂处境就困难得多。”但哈布斯表示，将上升的劳动力成本转嫁给海外顾客比较困难，因为目前大家仍普遍觉得，中国劳动力价格依然低廉。不过，工厂至少可以与客户分摊一部分不断上涨、基于石油的原材料成本。哈布斯表示：“我们生产的多数产品是基于聚合物。”他的客户很难否认石油价格已大幅飙升。香港纺织业主和工总立法会代表梁君彦也发现，谈判的天平似乎又重新偏向制造商一边。他表示，多年以来，新兴织造厂一直凭借消除其后勤业务中的低效，来应对不断上涨的成本。然而，这种做法已快用到头了，迫使该公司与客户重新审视定价问题。他辩称，毕竟，“石头里是榨不油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