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组织变色了吗？

压力团体对企业的立场有所软化吗？激进分子一度通过公开冲突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如今则在幕后与公司会谈，或者拿公司的钱来设立合作项目，来处理社会和环境问题。如今，就连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对企业的言辞也更加平和。近10年前，这家环保团体对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把Brent Spar钻井平台沉入海底的计划进行攻击，而使自己名垂史册。所谓“公司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老观点是个“被错失的大好良机，” 英国绿色和平组织执行干事斯蒂芬•廷德尔(Stephen Tindale)表示。过去几年里，该组织与好几家企业形成了联盟关系，其中包括跨国消费品巨头联合利华(Unilever)，以及英国最大的电力供应商之一Npower。不满足于只举行抗议的外部团体“我们觉得(联盟)对于启动进程必不可少，” 廷德尔先生说，“联盟越是不寻常，它就可能越有效力。绿色和平感兴趣的是谁有能力进行变革，而不光是作为一家举行抗议的外部团体。”绿色和平组织不是唯一这么做的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英国分部最近与全球咖啡零售连锁店星巴克(Starbucks)协力推出一个项目，鼓励埃塞俄比亚进行可持续的咖啡生产。美国的香蕉业巨头奇基塔(Chiquita)一度因环境及劳工方面操作不良而受到批评，现在该公司在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自然资源保护学家的帮助下，改变了开展业务的方式。“这些伙伴关系这么快就为各方所接受，真是令人惊讶，”国际咨询公司SustainAbility的董事长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表示。他已在这一领域工作了30年。同时，各慈善组织与开发机构已与企业结成了其它一大批联盟，这些组织和机构传统上对与私人企业合作没有那么反感。例如，慈善团体“拯救儿童”(SAVE the Children)已与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宝洁(Procter Gamble)、利洁时(Reckitt Benckiser)以及宜家(Ikea)建立了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现实主义在企业与压力团体和睦相处的背后，是现实主义和这样做的必要性。企业的基本逻辑很清楚。在恢复公众信任的压力下，它们把伙伴关系看作获得信任和展示透明度的一个途径。在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新机遇方面，利用发展机构的当地知识，对企业来说也不无裨益。在发展机构看来，企业提供资金、技术和影响力的规模，是它们凭借自身或与政府合作所无法实现的。“通过法规途径运作的政府间系统，并未发挥有效作用，非政府组织现正转而求助于市场力量，将其作为一种变革催化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执行干事克劳德•马丁(Claude Martin) 在一篇名为《发展参与者商业指南》(A Business Guide to Development Actors)的报告中写道。这篇报告是国际商业领袖论坛(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aders Forum)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合作完成的。推动合作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有着活动或研究背景的人转移到了私人部门。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分会资源保护主管弗朗西斯•沙利文(Francis Sullivan)今年作为顾问被推举进入汇丰银行，他受命担负的职责之一，是增进与“对环保有兴趣的团体”的关系。星巴克英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及交流业务的负责人斯科特•谢勒(Scott Keillor)，当初是作为一名生态研究员上任的。沃达丰(Vodafone)主管企业责任的董事夏洛特•格雷佐(Charlotte Grezo)是一名环保生物学家，她在英国石油(BP)从事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研究时，与一些压力团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另类观点伙伴关系的发展只有积极面，没有消极面吗？德博拉•多恩(Deborah Doane)认为并非如此。她是Core联盟的主席，该联盟敦促要强制企业报告其环保和社会表现。她说，结盟可能给人造成出现进展的错觉。以处理供应链标准的国际联盟为例，它们没有解决低价的根本问题。她强调说，企业总是占上风。“在过去几年里，非政府组织(NGO)已经感觉到，在一些范围更广的合作关系中，它们的名字一直被用于公关目的。”埃尔金顿先生说，压力团体与企业结盟还有其它风险。它们可能发现，一旦它们的专业技能得到利用，它们就会被其它合作方逐渐排挤出来，其中包括公司自身和社会企业家。这些方面没有大量捐赠人或成员要去取悦，可以不受这种约束而进行运作。“其它合作方将学会做非政府组织所做的事，而未必要采用非政府组织模式，”他表示。但企业与非盈利团体合作也要冒风险。这些团体能够借此洞悉公司的弱点，并利用这一点来加强它们的斗争。成功要素要证明自己可持久，联盟需要产生期望获得的益处。“我们需要一些极为成功的合作关系，”埃尔金顿先生说。他列举了一些积极事例，如Anglo American与LoveLife的合作，后者是针对年轻人的南非艾滋病防范计划。还有英国政府的“采掘行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这个项目受到了一些大投资方、活动团体和企业的支持，旨在鼓励生产国披露它们如何利用从石油、天然气和采矿业获得的收入。如果合作关系不成功，就会令双方遭到批评。通常会有其它活动人士愿意采用更彻底、更激进的战术。一个例子是本月有人假冒陶氏化学(Dow Chemical)的发言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BBC World)的现场采访时，宣布公司将向印度博帕尔(Bhopal)灾难的受害者提供120亿美元的赔偿金。局限性埃尔金顿先生认为，合作关系不是对每家压力团体都适合。“如果有一天，每家非政府组织都与一家或多家公司结盟，我将感到震惊。毫无疑问，这种做法确实减弱了它们通过媒体或大众思想而推动变革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会变得礼貌而驯良。”基督徒互援会(Christian Aid)是一家有着教会背景的机构。尽管它与英国的合作社银行(Co-operative Bank)有伙伴关系，但它避免与国际大公司结盟。合作社银行已为自己树立了“讲道德的金融机构”这一特殊形象。基督徒互援会负责贸易政策事务的安德鲁•彭德尔顿(Andrew Pendleton)表示，与跨国公司结盟的风险太大。该慈善机构今年发表了一份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措辞相当尖锐。“我们不想做任何将限制我们批判能力的事情，”他说，“必要时采取对抗行为没什么不对，而且有时候企业社会责任议程上的一些内容毫无诚意。”彭德尔顿先生表示，许多基督徒互援会的支持者不信任大企业。但绿色和平组织则表示，对其支持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一些人曾对该组织与公司结盟表示反对，但通常他们希望与企业进行更多合作。绿色和平组织的廷德尔先生认为，非盈利团体未来将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接受公司捐赠的团体，另一类是与公司合作、但避免任何财务关系的团体。他说，绿色和平组织保持独立的关键在于，它拒绝企业资助、不从它与企业的联合项目（例如它与Npower共建的可再生能源计划）中获取任何盈利，而且只在单个项目上与企业合作，而不是对企业的全部行为全面表示赞同。“较大的公司能够获得资金，还能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规模采取行动，”他解释为何要选择联合利华和Npower作为合作伙伴，“我们用柔道来打个比方：你利用对手的体重来达到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