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的慈善经营

随着“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呼吁各方采取行动，解决贫困、疾病和教育缺乏等问题，全球各地企业董事会开始提出一些解决之道，以应对世界所面临的此类挑战。目前的一个趋势是企业之间已经开始合作；同时，在各政府机构和发展机构的参与下，合力解决任何一个单一机构都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如大范围传染的艾滋病。“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些创建社区活动的企业正在采取一种更加成熟的方式，”企业责任问题国际专家简•纳尔逊(Jane Nelson)说到。此外，她还是《合作制胜》(Partnering for Success)报告的作者。该报告来自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公民责任项目。“澳大利亚Rio Tinto公司、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美国庄臣(SC Johnson)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等公司已经认识到，有必要超越一次性和临时性的社区型投资，而将这种投资行为上升到更加系统化的行动计划层面上。”这些行动计划包括组建联盟，应对腐败现象 (如英国政府牵头组织的“采掘行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还包括旨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准的一些行动计划。比如，南非目前有150家公司(包括埃森哲(Accenture)、德勤(Deloitte)、普华永道(PwC)和英美资源集团)正在与教育部、各中学行政管理人员、家长/教师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等部门合作，共同提高公立中学的教育水平和硬件条件。在全球层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目前正在着力促成非洲、亚洲和中美洲国家大型企业、政府、捐助机构和当地企业家之间达成合作。该行动计划名叫“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减贫行动计划(GSBPR)”。该行动计划担负双重使命，一方面旨在鼓励针对贫穷消费者需求的企业，另一方面是要改善大型公司和本地小型企业之间的联系。这些合作形式要收到成效并不容易，特别是因为很多参与者在目标和期望上各不相同。纳尔逊女士警告说，“要解决全球国际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这并不是万能药，”。但她同时认为，将合作所带来的好处与企业自身目标联系起来，效果可能比企业单纯的慈善行为更好，而且更具有可持续性。有人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批评，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过于脱离企业的核心业务，因此可能缺乏影响力和持久性。为此，许多最新采取的行动计划中一个主要特点，是这些行动计划与企业产生直接联系，使企业直接获益。英美资源集团董事长兼“全球企业抗击艾滋病联合会(Global Business Coalition on HIV/Aids”(拥有180家会员)主席司徒慕德爵士(Sir Mark Moody-Stuart)说，跨国公司在秩序井然、而非分崩离析的社会中运营，符合自身利益。司徒慕德爵士引用英美资源集团与南非政府在“Khula矿业基金”项目中的合作为例。“Khula矿业基金”投资于“黑人赋权(black empowerment)”的小型采矿企业。司徒慕德爵士说：“你可能会说：‘你们这不是在培养未来的竞争对手吗？’，我们认为，这有利于采矿业的稳定，而且这种小规模的采矿活动，我们自己是不会参与的。此外，这样还可以创造就业岗位，缓解社会压力。”针对英荷壳牌集团核心业务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壳牌基金(Shell Foundation)”也在寻求各种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作为试点，“壳牌基金”已经成立两家投资基金，向乌干达和南非两国小型能源企业提供贷款。成立这两家投资基金，目的是要解决农村贫穷家庭能源缺乏和小型企业融资难这两个问题。两国小型企业治理水平低下，存在腐败现象，加之银行不愿为其提供高风险贷款，导致企业发展受阻。壳牌基金利用壳牌集团作为其内部投资人的声誉，成功说服两国当地银行为壳牌基金在当地成立的基金拆借资金，加上两家基金的自有资金，为当地小企业提供融资。壳牌旗下的两只基金提供5%的净回报率，虽然低于商业利率，但足以引起两国当地银行的兴趣。壳牌基金副董事长克里斯•韦斯特(Chris West) 表示，目前这种独特的企业社会责任实现形式正在引起各方关注，特别是英荷壳牌集团，但同时也在引起其他跨国公司的关注。克里斯•韦斯特曾是英国两位内阁大臣全球发展问题的高级顾问。“这种实现方式的思路是，首先考虑企业自身的经营需要，要使企业的投入能够获得潜在的财务回报，然后再考虑发展效益，而不是相反。企业的投入如果得不到经营上的回报，未来就不可能为这些行动计划提供更多支持，也就无法惠及到更多贫穷人群。”另一种与此相关的实现方式，是让企业将目标定为美国管理学作家CK•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d)所称的“金字塔底部的财富”。他主张企业不应再将日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40亿贫穷人口视作问题，而要开始将他们视作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潜在市场。花旗集团在40多年中，一直将小额金融业务视作一种慈善行为。然而，自去年起，花旗集团也开始将小额金融业务看作一个商业机会，并任命一位资深银行专家负责开发小额金融业务的服务和产品，从墨西哥和印度两国开始。例如，花旗集团在墨西哥的分支机构——“Banamex”银行，去年就受“Compartamos”委托，代为发行债券。“Compartamos ”是墨西哥一家小额金融机构，客户主要是农村企业主和女性企业主。该机构希望到2008年，其客户总数达到100万人。花旗集团负责全球社区关系的资深副总裁帕姆•弗拉尔蒂(Pam Flaherty)女士说，花旗集团的目的是“为贫穷群体开发全系列的银行服务”，但这不并不是一种标准的商业定位。“这项业务在近期内不会带来巨额利润，” 弗拉尔蒂女士说。“但我们认为长期内可能创造巨额利润。我们还应该学习如何进一步扩大市场，而最好的方式似乎就是采取这项举措。”壳牌集团和花旗集团目前都在面临信誉危机：壳牌集团因虚报油气储量遭遇丑闻，而花旗集团则因一笔债券交易而备受争议。许多企业认为，社会公益事业可以提高企业声誉，特别是企业信任度遭到危机破坏后。耗资不菲的慈善义举可在近期内提升企业形象，但参与各种旨在减少贫穷和疾病的义举，可能更有助于企业在长期内重塑外界对企业的信任——当然，这不包括以剥削不发达市场为唯一目的的行为。这种方式是否普遍奏效，尚有待证实。但“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治理倡议行动”主席安•弗洛妮(Ann Florini)女士认为，企业从现在起就应该抓住各种机遇。她虽然强调主要责任在于各国政府，但仍认为私营部门的作用十分关键。企业如果存在不良行为或腐败行为，会加剧冲突，增加贫穷现象，助长践踏人权的行为，导致环境恶化。与之相反，能够盈利且负责任的企业，则有很大潜力进行创新，创造财富，实现技术共享和提高发展中国家许多人的生活质量。弗洛妮女士认为，“回避危害是不够的”。她目前是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从事企业治理研究的高级访问学者。“企业界应该积极思考能够采取哪些积极举措，在重塑信任的同时，保护自身利益。企业如果能够很快领悟到这一点，并开始在公共关系和业务战略两方面同时确立自身的定位，就会在长期内收到很大效果。”企业的责任是有限的“英国工业联合会(CBI)”总干事迪格比•琼斯爵士(Sir Digby Jones)认为，企业界已经成为发展议题相关争论的“替罪羊”。他说，虽然企业可以做得更好，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以在民事冲突、地区性腐败、贸易壁垒和补贴等方面有更大作为。消费者也应该出一份力。“人们忘了，其他的社会因素也负有社会责任，”他说。企业界面临的压力，使人们开始思考应如何界定私营部门的责任范围。美国国际商会政策问题高级副会长罗妮•哥德伯格(Ronnie Goldberg) 认为，“这里存在一个责任归属和民主的问题” 。 她表示，“我们需要仔细加以界定。我们不应认为企业这种非选举方式产生的实体应该提供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我们不希望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政府有责任创造各种条件，如保证安全，保护人权，以此确保发展援助惠及到真正需要的人群，保证企业有投资意愿。“企业在减贫方面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投资和创造就业岗位。” 哥德伯格女士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