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回顾：生产守则与其发展的新兴趋势

增加合作* 事实证明，一些有共同供应商的企业信息互通和合作有所增加。* 主要的多边利益相关组织（MSIs）的之间的合作和讨论增强。当大量的企业还继续在他们各自分离的监管项目上推行他们独立的生产守则时，一些有共同供应商的企业已经信息互通和增加合作了。这些企业多数是美国或欧洲的品牌生产商或零售商，他们都很愿意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报告一些被个别供应商剥削的工人的情况。2003年，涉及到MSN（Maquila Solidarity Network）的有两家国际性企业。一家是在泰国的Gina Form Bra， 而另一家是在墨西哥的Tarrant。 他们都是美国主要知名品牌的共同材料供应商。就如何重视工人权益的细节问题上， 这两间企业都很乐意地咨询当地和“北部”的NGO, 并且与采购商合作。访谈中得知，美国一些主要品牌的主管都默认这一个正面的趋势。 Gap公司的全球伙伴关系主管Lakshmi Bhatia, 形容在印度地区提高与来源于同一个供应商的其它品牌的合作性时说：“我们在印度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有共同供应来源的采购商会分享在审计时所发现的资讯。现在，我们正在尝试提高我们的团结性，并处理与供应商之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5家企业参与，而且我们还会邀请政府，监察员和厂商共同讨论这些问题。一份近期世界银行的报告发现，一些采购商有意发起或者已经发起对“合作性”的监察。根据报告的研究，这些“合作性”的监察已被多边利益相关者当作是不成条文的规定。但是，报告同样指出，2003年的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增强了企业的合作性和讨论多边利益者之间协作的可能性。一系列在公平劳工协会（FLA），社会责任国际（SAI），道德贸易行动（ETI），公平穿着基金（FWF），清洁成衣运动（CCC）和工人权益协会（WRC）之间的讨论导致了在不同领域识别不同的层面，以及在推行生产守则不同方面的最好经验的联合试验计划的发展。在土耳其联合MSIs试行计划调查的主要议题，包括劳动标准准备，监管以及外部检验、教育，工人和个人管理的培训，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咨询与参与，抱怨和修改机制，报告机制。道德贸易行动（ETI）的执行主任Dan Rees说：“我们目的在于在执行不同守则时寻找一个普遍的指导方针。如果我们这样做，我相信MSIs将会在全球争议中更具有影响力，并且也可以在提升国际劳工标准的社会责任时达到更强的全球共识。正如很多的工业分析家注意到，竞争采购的多种审核和要求，支援守则的增值、监管和项目确认已经引起南部供应商之间的混乱和怨愤。 另一世界银行的研究估计，大约有1,000个有不同标准和要求的自发生产守则已经被跨国公司所采用，这些公司多数是欧洲、北美洲和澳洲的公司。然而，研究指出，在守则的规定以及领先公司和多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至少在关于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方面有逐步的集中。世界银行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标准，就像ISO14000的标准一样对他们公司影响是最大的标准之一。新的协作项目包括了主要的MSIs，可以导致在这些竞争协议标准的融合提高。兼任国际纺织品、服装、皮革工人联盟（ITGLWF）秘书长、道德贸易行动（ETI）的工人代表和社会责任国际（SAI）的Neil Kearney说：“在多边利益相关者守则范围内，只有一部分在用词上有区别，他可以在不失去任何一个重要元素的情况下融合起来，如果我们取最低的普通分母或者将最特色的冲淡，那么这种融合的机会就会减少。相反地，我们应该把MIS守则中最强的元素结合起来。”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然而，大部分世界银行研究的受访者，包括一些供应商，发现守则规定的申请不协调比标准内容本身的不协调产生了更大的混乱。“在调查的参与者眼中，相同的守则即使在今天，它们的执行方法也可能会不一样，守则的统一自身并不会保证执行方法有更大的效力或一致。”供应商也抱怨每年有30-50个审核者进行审核，有时候是同一个审核公司但代表不同的采购商，他们会打乱生产或计划程序。同时，一些非政府组织和采购商将多个的审核视为拥有正面的好处，可以增加总监管的评分，因此他们对供应商增加压力。当地政府的介入* 品牌生产商和他们的供应商更喜欢当地政府执行一致的劳动法。* 当地政府必须在他们将实行劳工标准视为竞争优势之前，查看供应商具体的动机或对劳工标准的执行情况。虽然当地政府承受来自海外投资者的重大压力仍然在弱化国家劳动法和它的实施，但是在2003年有一些来自著名品牌采购者的强而有力的证据依然激励着政府更好地推行现有的法律。在墨西哥的Tarrant案例中，当Levi's受到一个独立联盟的申请时，他很愿意拜访或写信给州政府去鞭策他们行动应与联邦劳工法协调一致。同样，Gap公司开始在中美洲推行一个项目，鼓励政府把劳工标准的实施作为在无限额世界的竞争优势。MSIs 也同样与当地政府合作以鼓励政府在结社自由上有所作为，例如FLA与危地马拉、斯里兰卡；SAI与越南；WRC与墨西哥。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危地马拉的例子中，如果当地的一个韩国服装生产商不能解决他们其中的两个工厂与协会两年的争论，当地政府威胁着要吊销他们的出口许可证。可是，危地马拉政府却担心他们对韩国服装生产商的这个史无前例的行为会成为和美国进行贸易自由谈判的一个争论点，而并非FLA或这个企业的其他采购商的干涉。有证据显示一些品牌生产商和他们的供应商更喜欢当地政府执行一致的劳动法。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在被调查的公司里面，有61%表示CSR有效的法律有利于他们的商业运作，65%认为法律执行的一致性对他们的商业运作有益。同时，一些被调查的公司提到：“当法律系统运行时，宽松法律制度允许政府吸引海外在意或不在意这些法律的投资者到该国投资，政府感觉到了这种宽松制度的优势。是否严格地遵守劳工标准依赖于这些公司自身对这些规定的重视程度。”当地政府必须在他们将实行劳工标准视为竞争优势之前，查看供应商具体的动机或对劳工权益的执行情况。关于持续性收入的方面，当地政府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是维持或降低现有的并不充足的最低工资。即使是MSIs的公司会员，他们的生产守则中也很少按当地劳工标准规定最低的生活工资，或者号召要把这个最低的工资水平提高到与满足生活基本需要想适应的水平。结果，甚至连进步的政府都感觉到他们被迫将最低水平保持在贫穷水平线以下。有一个例外是，一个向英国政府游说给予家庭佣工最低工资全面保护法律的运动得到了一些ETI成员的支持。ETI的 Dan Rees 认为，ETI成员公司自发地与协会、非政府组织合作，向政府争取立法以提高最低工资，为这个运动增加了真正的价值。Rees同时也赞扬南非政府直接参与WIETA（红酒工业道德贸易协会），一个志愿的促进提高该国红酒产业劳工条例的MSIs。“我们从WIETA的经验学习到，当一个志愿MSIs作为补充，而不是代替政府的规章制度时，他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超越审核* 工作场所的审核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在面对应遵守公司规则或应尊重工人权益的两难局面中，ITGLWF的Neil Kearney把当地的审核视作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现在的审核质量是很令人震惊的，有的来自多边利益相关者的审核更严重。”Kearney说。对于在机构里的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自由的认识是少之又少。而且审核人员又被工作时间的长度和生活工资的衡量所催眠。Kearney说：“新的专业社会审核本身需要制定一个标准，ILO也应该发展这些标准。我本人对于目前的专业审核是非常悲观；它们低劣的审核质量，专业知识的缺乏，培训的不足和审核员与雇主的私下串通都拖累着整个的审核制度。”在11月于“劳工标准与人权”会议的讲话中，Levi's公司的安全与健康部门主管 Patrick Neyt指出，这个“遵守式”的检查方法内在的缺点是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工人和社区。根据Neyts说，一个充分参与式的评估方法应包括受影响的工人、社会团体和当地的政府，这比传统的管制模式更具优势。Nyets同时还强调“遵守式”的检查方法是极度昂贵的。在同一个座谈讨论会上，Mohammad Tamer，Levi's 在摩洛哥的供应商指出工厂里的审核变成了例行公事。他们的公司需要聘请一个内部的审查员组织和准备审查工作。他还说，没有自下而上的沟通方法是行不通的。Stephanie Barrientos和Sally Smith的研究和发展学术技术报告论述了来自肯尼亚、南非、赞比亚的17家企业工人参与的评估方法，他们指出有其中的一家企业有17种行为守则要遵守。调查工人以集体讨论的方式进行，利用共同分享的工具，而不是利用清单审核的方式。在被调查的269个工人中，只有13个工人曾经听说过生产守则。Stephanie Barrientos和Sally Smith认为这些工人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守则的实行中。Barrientos认为，虽然在法规，监督，特别是安全健康，住房卫生，雇用合同，法律权益方面有所改善，但是，依然存在性别歧视，结社自由受约束，虐待等问题。高层的管理人员并不能经常的意识到这些问题。生产线管理是沟通渠道的一个阻碍，工人也害怕与审核者谈论这些问题。UNRISD的副主任以及CSR研究的协调员 Peter Utting 对于充分参与式的评估方法却不乐观。他认为从这种农村参与式评估方法的经验表明了在程序的比例中存在潜在问题；在主流协会中分享论点是的潜在选择。他警告说：“像TNC，商业审核公司，MSIs等都深深地被商业利益影响着，这也许影响他们或坚持，或冲淡一些重要方法的申请。”Barrientos提倡应该让多些工人参与到守则的履行，当地利益相关者介入到监管和查证程序。她相信当地的MSIs能够比清单审核模型更成功的取得可持续性的改变。他指出南非的WIETA和肯尼亚的 HEBI就是两个正面的例子，他们是独立的多边利益相关者，给予当地利益相关者在设计和监管方面显著的角色，同时也授权于当地的监管者。Barrientos 赞扬允许当地利益相关者寻求解决当地工业的特殊问题时存在弹性的做法，但他也警告说这种方法不应该成为逃避解决问题的借口，至少需要符合国际劳工公约。与HEBI合作的肯尼亚人权委员会的高级项目主管Stephen Ouma认同Barrientos关于当地利益相关者介入设计和履行生产守则重要性的观点。他认同守则应该以国际劳工标准为基础，必须加入适合当地情况的额外法规来解决“灰色地带”问题，例如农民工的雇用条例。Ouma认为，在肯尼亚的工作小组正在努力地寻求一个有经验并且相信工人的审核者力量。Reebok的Doug Cahn用以下的话来形容他公司实行“自上而下”的劳工标准的经验：“我们会要求工人并了解他们的权力，而且，在工人和管理层之间并没有沟通机制。”利用清单审核方法来监管劳工标准的履行，更关注可衡量性的规定，例如关于健康安全方面条例，反而在工人的基本权益，例如没有歧视，没有折磨和结社自由等方面的关注却减少了。Cahn指出必须要建立长期的可持续性的遵守机制，这种机制应该更注重指导培训，少注重监督。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Monica Wong赞扬一些公司和MSIs开始注重公司监督以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公司高度地评价CIC和其他的香港NGO在工厂审核上积极地提倡把工人教育和赋权视为更有效、可以更持续发展的方法。她说：“就中国而言，品牌公司的监督和商业审核者是相违反的。工厂记录伪造的，工人被迫向审核者说谎，商业利益胜过公司社会责任。”劳工权益培训与工人赋权很多企业的敬业者和一些NGO代表通过会谈表示，企业里的一些领头羊和MSIs 现在都很重视劳工权益培训，而且工人权益培训对职员管理和工人都是必须的。 GAP 的全球合作关系主管Lakshmi Bhatia说，把第一线的管理人员包括在培训内是核心，她同时也指出，为了能达到预期效果，第一步应该是把高层管理人员包括在内。要成功，培训就应该集中在管理技巧与工人权益上。她建议：“要打好基础，管理层在工人权益上的忧虑才能被消除；当然，要囊括高层和利益相关者是费时的。”根据Reebok公司的Dong Cahn所述，他的公司有多元化的项目去提高工人的表现，这包括有个人指导，培训，工人技术交流和工人选举等。瑞士清洁成衣运动是把工人权益的培训视作首要的任务，它推动着工人的赋权。瑞士清洁成衣运动的总监概述说：“工人的培训有助于发现事实的多层面。因为当劳工者见多识广的时候，他们能向调查人员提供更完善的资讯。”报告还透露：“赋权于工人还能将守则制度引向更好的发展方向。因为它们在这些程度当中扮演着和面谈、抱怨机制一样重要的角色。”HKCIC（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Monica Wong承认现在有一些企业对工人权益的培训持开放的态度。“我们的重点是：培训的类型、培训的内容以及由谁来培训。”Monica留意到赋权对于工人来说有时候是也是一种“惩罚”。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厂商的主管会对工人提出的工资索求和改善工作环境的问题而减少生产量。然而，一些领头羊企业对工人权益的培训是越来越重视。一份世界银行组织的学术研究进一步的证实了其他同类的调查：大部分工人对生产守则以及此生产守则所给予他们的权益，例如当地法律和国际劳工标准公约都一知半解。尽管对工人权益的培训需求与日俱增，但大多数的贸易协会却扮演着与NGO相反的角色，即使贸易协会是无能为力的。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还揭露一小部分供应商的能力还有待提高，从而进一步加强劳工标准的执行力度。商业案例* 假如购买商对采取实质措施以达到并维持履行劳动和环保标准的供应商有更具体的许诺（如订单优惠，较稳定的商务关系，以及分担提高劳动条件的成本），就更容易以经济效益的逻辑来说服商家实行公司社会责任。在工人和管理者中，加强工人权益培训的意识是十分受欢迎的。许多公司都已经把培训的重点放在管理人员的身上，显然这种培训是建立在一种受质疑的假设上的，这个假设是可持续性的主要阻碍是供应商和他们的管理人员对“商业案例”这个概念错误的理解。而商业案例的争论点假设是改善工作条件和劳工条件将会自动的导致生产力和产量的提高，采购者也会下更多的订单的同时与致力于改善工作环境和尊重工人权利的供应商的建立长期良好合作关系。世界银行认为“对商业案例的理解不足”是志愿动机的三大重要挑战之一，它发现存在一些“现有商业案例程度有很多混合的理解。”报告指出，很多的参与者，包括供应商、采购商和NGO，似乎都持有同一个观点：在很多实行社会和环境标准的例子都趋向于提高成本以及相对较低的投资效益。供应商抱怨收到很多从采购商那里传来的混合信息：遵守生产行为守则的同时降低价格、缩短运输周期。世界银行还指出：一些特别的供应商并没有看到社会公司责任与得到或维持订单的关系，除了一小部分真诚与供应商一同进行公司社会责任的采购商之外。 Gap 的 Sean Ansett相信，将会失去配额的保护服装生产国家或地区将会开始研究劳工标准的履行时候会成为他们竞争的优势。他指出中美洲不仅将会继续以时间和速度作为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且还会加上劳工标准的执行作为新的竞争优势。柬埔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至少部分地实行劳工标准以至于这个国家可以在无限额贸易世界里生存下去。商业案例的争论是否有效并不能使供应商坚定地相信劳工标准的履行意味着更多的订单以及更高的投资回收。假如购买商对采取实质措施以达到并维持履行劳动和环保标准的供应商有更具体的许诺（如订单优惠，较稳定的商务关系，以及分担提高劳动条件的成本），就更容易以经济效益的逻辑来说服商家实行公司社会责任。价格问题仍然是供应商接受商业案例作为履行劳工标准的壁垒。在2002年年度回顾中，我们提出“生产商、零售商和品牌公司面对的重要挑战是：解决生产成本经常性地降低的同时要加快生产速度与尊重劳工权益和改善工作环境的矛盾。” 2003年，承认购买行为破坏履行国际劳工标准成就的零售商和品牌公司的数量有所增加，然而，到目前为止，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采取过显著的行动。民间社会组织和工人参与* 守则实行中，工人与当地民间社会组织是达到和维持履行劳工标准的关键。在给工人和管理人员培训以外，守则实行中工人与当地民间组织的参与逐渐被领头公司和MSIs认为是达到和维持履行国际劳工标准的关键。在目前为止，英国和欧洲的MSIs比美国的更注重在履行劳工标准中让工人与民间组织参与。清洁成衣运动的欧洲秘书长Ineke Zeldenrust认为，当地民间组织应该有权利鉴别哪些组织有最好的技能并且是最适合做审核和纠正工作。“目前，很多生产国的集团公司都愿意无条件地提供他们专业的知识和技术。”Zeldenrust表示：“要在工作车间进行劳工实践的质量评估需要有不同技能的人。这些包括职业安全健康的知识、获得工人信任的能力、审核帐簿和工资单的经验和技术。她表示这些不同的技能与经验并不是经常可以在机构内找到。质量监控和财务审核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兼任FWF驻CCC代表的Zeldenrust说：FWF支持建立当地合作网络，该国生产商的利益相关者在监管系统中可以拥有决策权、纠正FWF的优先建议权。我们需要从跨国会计公司到当地民间组织网络的资源流动，我们也需要培养这些团队和工人继续执行监管的能力，目的是不用再依赖外来人进工厂参观。GAP 的Sean Ansett同意Zeldenrust的观点：如果当地利益相关者在鉴别问题和寻求解决方法的时候没有进行对话或参与，那么就不可以达到解决方法的可持续性。他指出，当地知识以及可信的当地民间组织能力的培养与对管理人员和工人进行培训一样重要。展望未来，Ansett看见了与多边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估劳工标准实施的可能性。GAP Inc的监管系统已经扩展到中美洲。在中美洲，虽然依然以服装生产为主，但却有很多在生产行为守则和当地法律的监管方面有丰富经验和技术的当地民间组织。在2003, Voverco， GMIES 和EMI继续对GAP在Guatemale, EI,Salvador,和Hondares的供应商进行监测。整个地区网络的独立调查小组现在就监测的方法进行协调。目的是能够与地区性的购买商就中美（central american）供应商的监测问题进行谈判。根据Califorina, Berkeley大学环境科学部门，政策管理科的Dara O'Rourke介绍说，劳工和民间组织都是民主化非政府组织条例的重要部分，它监测和纠正着整个过程。 Chiquita Brands International的George Jaksch意识到把劳工和民间组织包括在行为守则监管过程中是极具优势的。Jaksch调用了两个相关的中美洲监管组织， COVERCO，GMIES和中美洲的劳工组织，同时Jaksch还注意到这些组织的参与是提高了审查的质量。据Jaksch表示，COVERCO 和GMIES的代表在调查的全过程，甚至是在向一些公司元老的“述职”中，他们都有参与。 Jaksch支持在当地的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上投放更多的资源，从而使得当地的技术和智慧能被利用上。“现在所需要的是努力的协商和资金的问题。”Jaksch 同样支持把较出色的工人包括在监测的进程中。赋权于工人可创造出一个与别不同的工人环境。他说：许多的主管对能改善工人对话的气氛和彼此之间的信任，表示十分的欢迎。而被访的工人也表示，管理层对他们越来越重视，反而，独裁主义却越来越少了。工人已拥有了表达他们意愿的时机。就工人在监督守则执行上所扮演角色的问题，Reebok公司的Doug Cahn 回应时说：“我们能看到有工人参与的监督系统的一些进展， 但现时我们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在我们的经验看来，单独的监测是不够保证工人的权利受到保障，尤其是在一些存在遵守守则问题的国家之中。工人的权利要受到保障，最好的办法是厂商主动咨询工人和建立保障制度去维持良好的环境和工作条件。能有效地去保障他们，就只有对工人加强工人权利这一方面的教育，监测只是保障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最终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