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姓“社”与姓“企”

在北京举办的“财富”论坛上，《财富》杂志的“掌门人”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他们之所以在北京举办论坛，一是赚钱，二是做好事，三是得到愉悦。他说的“做好事”含有多少美国价值尚不得而知，但在我们看来，含有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思当是不成问题的。按照一种朴素的说法，常有人认为企业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就是多做些好事。我们不妨将这三个目的综合起来看，它们相互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既获得经济效益又取得社会效益时，才能使人感受到成功的愉悦。由此可以看出，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就应当是自己所从事商业活动的份内事，社会责任应当姓“企”，而不应当把它当做社会强加给自己的姓“社”的东西，否则承担起这样的社会责任就无法给企业家带来愉悦。在商品市场上，劣质奶粉使儿童食用后畸形发育，消费者的痛心是不言而喻的，企业家也无法“偷着乐”。问题在于，在产品质量的安全性面前，是感到责无旁贷还是设法推诿搪塞，正决定着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这首先就涉及到社会责任姓“企”还是姓“社”的认识。比如，微型果冰噎死人的事件被披露后，相关企业不是认真检查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是抱怨“果冻标准不完善”，或者称“供货商原料把关不严”，显得自己很无辜。这就等于把社会责任当做了社会的事情，是姓“社”的东西。其实，既使社会责任全部姓“社”，需要社会提供一定的条件，它仍然需要内化为企业自觉的行为，才能落到实处。比如按照现有的规定，在果冰包装上应当标明“可能造成窒息”，以提醒消费者。这家果冰厂就没有做到这这一点。在出现问题时还要进行种种辩解，如果不是存心与社会作对，那也是一种外交辞令。既使上述辩解确能减轻该厂家的责任，也很难使消费者相信其诚意，既使这次受到处罚，不得不整改，保不准下一回它又会想出什么新的对策来。不幸的是，这种规避社会责任的现象似乎成了企业占据市场先机，企业家精明强干的一种潜规则，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似乎只是在迫不得己时，一种极不情愿的点缀。总有人与社会责任对着干，与社会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这怎么也无法让人愉悦的起来。的确，我国的企业有过一段承担社会责任过多的历史，改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减轻企业的“历史包袱”。但那是企业办社会式的社会责任，是相对于职工福利的实物性社会责任。职工的生老病死全由企业包起来的形式确实不符合市场规律。企业改制或改革所要完成的“减负”任务，只是要改变这部分社会责任的承担形式，例如从实物性分房改为货币性住房补贴，但绝不是说对这部分社会责任可以全然不顾了，仍然要以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的形式体现在劳动力价值中。如果把这部分社会责任计入企业应付的劳动力“成本”，称为内涵式的社会责任；那么企业还有另外一种社会责任，即凝结在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中的，对消费者、合作者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可以称之为外延式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无论何时都不能当作“包袱”甩掉，既使在产品经济中也必须保证其能够达到使用的目的，既使是赠与也有瑕疵告知的义务，何况别人在购买时己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呢。作为消费者、合作者，关注的主要是企业的后一种社会责任，它包括有丰富的内容，也需要以配套的标准加以衡量，没有社会强制力作后盾当然也行不通。但是，企业作为特定产品和服务的“始作俑”者，也是即时的社会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即“解铃还须系铃人”；同时，企业也是最终的爱益者，因为这种外延式的社会责任可以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载体。这种社会责任以人为媒，通过个体体现企业对社会的承诺，建立起信任的纽带，也有人把这叫做“缘”。所谓国有“国缘”，人有“人缘”，企业也应当有“企缘”。“企缘”也可以转化为资本，在空间上可以占领更多的市场，时间上便是可持续发展。如果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给人们造成这样或那样的危害，扩散开来，显然对企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自己的“企缘”，断绝自己的财路。由此可见，企业的社会责任确实是应当姓“企”的，我们如果把它当做姓“社”的东西与之对弈，就会做出掩耳盗铃的蠢事，最终使自己丧失竞争力。既然企业的社会责任姓“企”，那么企业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就不仅仅是另外“做好事”，它实际上是和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融合在一起的。可以想象，《财富》杂志的精英屡次到中国举办论坛，绝不是丢下股东的利益专为宣传中国的投资环境而“做好事”，也是一种“企缘”的竞争，不过它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宣传中国的作用，是双赢或者多赢。正因为如此，大家都感到了愉悦。